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每每读之令人心潮澎湃的诗句，是于右任先生晚年思念故乡所作的著名诗篇——《望大陆》，字里行间，渗透着先生满满的对故乡、故土的思念和家国情怀。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6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这首《望大陆》当作他的遗愿。

于右任先生，祖籍泾阳，出生三原，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辛亥元老、著名的爱国诗人和中国标准草书创始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右任”行世，晚年自号“太平老人”。先生一生爱祖国、爱人民、爱故乡，兴教育、修水利、办农场，护持民族文化遗产，深受人们崇敬和怀念。

少年求学发奋图强

6月3日，记者来到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这里是少年于右任学习、生活的地方，也是于右任在诗文中提及的那个有着“三间老屋一株槐”的院落。

说起于右任小时候的故事，讲解员熬淑伟侃侃而谈：“于右任两岁时，母亲赵氏病逝，临终前将小右任托付给了嫂嫂房氏。于右任的伯母房氏只好将小右任带回了泾阳杨府村娘家生活，视如己出。为了让于右任能够与小伙伴们一起牧羊玩耍，伯母用自己纺线挣的钱，为小右任买了一只跛羊，让他能够与孩子们一起牧羊。有一日，放羊途中险遇狼害，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伯母遂让哥哥房宗海联络了村人，一起请了先生，成立私塾，把孩子们集中起来读书学习，于右任得到了良好的早期启蒙教育。”

于右任11岁时，教书先生发现他聪慧过人，自己已经教不了了，遂建议将于右任送到更高级别的学堂。

伯母为了让于右任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又带回了三原，在于右任三叔祖于重臣的帮助下进入当时非常有名的毛班香私塾学习。在此，少年于右任的学业大有长进。

每到清明时节，伯母都会带着于右任去给他的母亲扫墓，告知其母孩子几岁了，读了几册书等情况。

晚年的于右任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仍旧声泪俱下。他在文章中回忆：“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省故居，尤记阿娘哭阿母，报儿今岁读何书。”

1894年，于右任16岁时，其父于新三用多年积蓄购置斗口巷5号，作为于右任攻读诗书、精研古今之地。于父对儿子说：“吾屋虽漏，放声读书较自由也。”于是，父亲向书本作揖，儿子向父亲作揖，父子俩相互背诵诗文，学习至深夜，留下了“一灯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佳话。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就以案首中了秀才，先后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

1898年前后，陕西大旱，百姓逃荒，流离失所。

1899年陕西学政沈卫筹办粥厂，任命21岁的于右任担任粥厂厂长，他竭尽心力操持粥厂，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粥厂工作结束后，于右任被推荐到陕西中学堂就读，当时庚子之役爆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狼狈逃至西安，并把陕西中学堂改为行宫，学生被迫停课，出城接驾。于右任对此极为愤慨，他想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请其手刃西太后，复行新政，但是幸好被同学所劝阻。

庚子之役后，于右任民族意识高涨，以大无畏的气概书写了“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并拍散发照，抒发对清廷的愤懑。

1904年春季，于右任赴开封礼部春试，写下的34首饱含爱国激情的诗篇。他因为这些诗篇以及散发照被清廷以“逆竖畅言革命，大逆不道”为由拿办，清廷密诏：无论行抵何处，立即拿获，就地正法。

幸好当时他的同乡李雨田及时报信，于右任经武汉、南京去往上海，并受到了教育家马相伯先生的帮助，化名刘学裕，意思就是流亡学生于右任，就读在震旦学院，进行半工半读。

1905年，于右任参与了复旦公学的筹建工作。“复旦”二字由于右任所题，寓意“复旦兮，不忘震旦”复兴中华之意。

钟爱文化兴修水利

于右任一生钟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竭尽心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他国学功底深厚，擅长诗歌，尤精书法，被誉为诗豪草圣。

走进于右任纪念馆的书法展厅，我们看到了先生不同时期的作品。讲解员周利萍介绍：“于右任先生酷爱书法，他以魏碑入手把篆、隶、行融化入楷书，个性天成，开辟了严整、舒展、豪宕、奇险的楷书新境界。他撰写行书把魏碑的精神风韵，个人的儒气、侠风、灵性融入行体，把行楷推上了一座新的高峰。后来，他又组建标准草书社，呕心沥血研制《标准草书》，历经30多年，反复9次修订出版，探索出中华草书的结体规律，揭示并建立草书的代表符号，总结制定出标准草书的四条八字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开创草书规范化之举，从而把草书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里程。研究与创作与时俱进，于右任的草书艺术日臻成熟，及至晚年达到炉火纯青，于体书法风行海内外，被举世公认为‘一代草圣’。因而，于右任书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文献价值。”

于右任喜爱收集古墓墓志和碑石用于习字，历经20余年，精心收藏了一批我国古代的墓志和碑石。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右任担心这些珍品被日寇抢掠，就把自己收藏的387方墓志、碑石，其中包括《熹平石经》等稀世瑰宝，从北京、南京等地运回陕西，无偿捐赠给当时的西安碑林，使得这些珍品得以保存，今天的我们才能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

“于右任在靖国军总部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他邀请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设计建设泾惠渠。1930年在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下开始兴建，1932年泾惠渠建成，开渠放水，流水潺潺，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 农田50余万亩。民众永远不会忘记倡导兴修泾惠渠的三大功臣——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三原作家、三原报原总编辑吴树民介绍说，“1930年，为改良农业，推广先进技术，培育良种，于右任在祖籍泾阳县，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并设农艺园艺畜牧业项目，引进先进农业技艺、优良农业品种，免费培训泾阳、三原农技人员及农民，平价供应推广良种，并留言，将其创办的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死后奉归公家，不留后代。”

情系桑梓创办西农

于右任非常重视国民教育，曾先后参与创办了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著名大专院校，是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孙中山曾赞扬他“放眼远大，深为本根”。

1918年，陕西靖国军在三原成立之后，于右任随即设立了教育处，开始在辖区内大兴教育，他先后在三原兴办了民治学校、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县中、三原女中等学校。渭北中学就是现在的三原县南郊中学，现在是一所省级重点示范高中。民治小学和民治中学现在还保留着先生当年创建时的样貌，培育了大批英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农科大学和农业专门学校迅速发展，但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未有大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的灾荒战乱年代，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饥荒遍野，尤其是西北连年苦旱，民不聊生。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以于右任为代表的大批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开发西北、建设西北。1932年10月，有关部门召开会议，通过于右任、戴传贤等人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青年学者樊哲介绍，“1932年12月，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于右任、杨虎城等15人为委员，公推于右任、张继、戴传贤为常务委员，筹划创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1933年1月起，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委会开始选择校址，于右任亲自率队踏勘，最终选择武功县西的张家岗（今杨凌）。他提出了学校定址张家岗的理由：其一，此地乃古周原余脉，后稷教稼故地，历史意义深远；其二，由北而南三道原，便于农作物试验，渭河草滩堪为牧场，深入秦岭可开展森林研究；其三，张家岗气势雄伟，隋文帝、唐太宗之遗迹昭然可考，化物蔚然；其四，陇海铁路将从校前经过，交通较为便利。

1933年7月，学校筹委会在武功成立筹备处，王玉堂任学校筹备主任，开始购买土地，采办建筑材料，进行各项工程。1934年3月，学校筹委会公推于右任为校长。1934年4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大楼（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3号教学楼）在张家岗隆重奠基，标志着我国西北现代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自此开篇。

1938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1949年，更名为西北农学院。1985年，经相关部门批准，学校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

于右任先生生长于三秦大地，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个人的禀赋和奋斗，使他成长为立志报国救民的民主革命家、著名诗人和书法大师。先生的一生波澜壮阔，爱国主义激情贯穿始终，他高尚的爱民情操和赤诚的爱国情怀源远流长。

记者手记

三十功名两袖风　一箱珍藏纸几张

李向红

在于右任先生《我的青年时期》一书中，有他创作的这样一首诗：“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荫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

此刻，我站在这棵槐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它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岁月的更迭让它的生命愈加顽强。树依然如初，默然地伫立在庭院里，看人来人往，看花开花落，看四季更替。

“于右任先生是我的伯曾祖，他一生爱祖国、爱人民、爱故乡。在他去世的50余年里，社会各界或举办各类书法作品展览活动，或编印出版关于他诗文、传记、书法研究著作等内容的书籍等，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于右任纪念馆研究员于鸿钧眼里的伯曾祖一生经历丰富，拥有政治家、书法家、教育家、报人等多重身份，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先驱，被称作“一代草圣”。同时，“伯曾祖更是一位可亲的家人。我经常听家里的长辈讲起他的故事，更能从爷爷于中令那里了解到他晚年的更多事情。”

小小的庭院，老屋内简陋的陈设，墙壁上记录着先生的故事……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于右任故居，没有华丽高大的建筑，却能让人感到一种古朴厚重，体会到他博大的胸怀以及拳拳爱国之心。

一路同行的三原作家、三原报原总编辑吴树民，给我们讲了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1931年的一天夜晚，回乡探亲的于右任先生陪同杨虎城将军，来到三原县城西关民治小学，观看师生们排演的话剧《一元钱》。杨虎城问导演：“这剧是啥时排的？”导演答：“去年春上，我们民治师生仰慕学校董事长于右任先生赈救陕西灾民的苦心，为募捐排的！”杨虎城敬重地看了于右任一眼，轻轻点了点头。演出开始了，演员的服装十分漂亮。杨虎城不解地小声问身旁的一个学生：“你们哪来这么好的衣料？”学生答：“于伯伯在养母去世那年，收到了一些挽幛。我们演出没服装，就去找于伯伯要挽幛。于伯伯立即答应说‘好事！卸去！’我们就卸了布料请裁缝做成了演出服。”杨虎城再一次敬重地看着于右任，使劲点了点头。

故事，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同样的感慨。

观于右任先生草书，笔墨中凸显出的是一种内敛和艺术完美的结合，能让人在品读欣赏中凝神静思，气血顺畅。在章法和字体安排上，先生从不刻意经营，大小参差一任自然，笔墨尽情挥洒，丝毫看不到半点造作之气。由于先生碑学功底深厚，故其无论条幅、中堂、对子还是扇面等，皆让人百品不厌。专家学者对于右任先生人品和书品评价的赞美之词，从来不绝于耳。

林语堂说：“当代书法家中，当推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柳亚子赞他“落落乾坤大布衣”。

临别，我向先生的塑像深作一揖，深鞠一躬。致敬大先生！本报记者 李向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