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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互动 与现实相拥

部分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聚拢起超高人气,印证了网络文学强大的“吸金力”。在资本的诱惑下,网络文学成为盗版“重灾区”。这也表明一旦被资本逻辑绑架,文学创作的良好生态将遭到破坏。新华社发翟桂溪作

“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成为流行病

尽管当今文学很难在世俗的日常生活里占据中心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它可有可无。文学应该是生活的“随从”而不是“主人”。无数事实证明,文学越是主动贴近生活,生活就越是青睐文学。反之,文学越是自我封闭、高高在上,生活也就越是要抽身离去。这就是“文学边缘化”的内在根源。我们不要假定存在一个“文学中心化”的时代,也不要把“边缘化”的责任推给文学之外,而应该更多地从文学自身查找原因。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文学自身的所谓艺术性出了问题,也不是现实生活失去了艺术性呈现的价值,而是文学形式与当下精神生活出现了脱轨。这种脱轨,首先表现在我们对西方的现代文学表现手法过于依赖。如何摆脱它,是值得探讨的。对于西方的现代文学手法和观念,我们经历了抵制、怀疑、接受、模仿等阶段,现在应该进入反思阶段。

当下采取的文学表达形式,大部分仍是西方的舶来品。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的写作奉行的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着力于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忽视作家的主观艺术体验。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量西方思想文化与艺术作品的涌入,新的文化启蒙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学界对于机械现实主义展开了反思,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了启蒙一代新的写作资源。形成于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观,逐渐成为当代精英文学最重要的文学观念,绝大多数作家都成了这种观念的拥趸。

如今,随着“50后”与“60后”作家文学地位的确立,他们信奉的现代主义文学观也被送上了神殿,成为更年轻写作者的指导观念。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精神导师并没有被新的经典作家冲击,而是延续着他们的非凡影响力。“50后”一代的作家,尚且拥有充分的前现代乡土经验与纵深的历史感,当西方的创作方法涌入的时候,他们可以中西合璧,融通两种经验为一体,并保持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这是他们这一代能够经典化的原因。而“70后”及更年轻的作家,普遍感受到的都是全球化潮流之下的现代经验,一种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同质的生活。在这样的经验背景之下,继续沿用前代作家的资源,因袭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忽视对于突变的日常经验的观察,就极容易失去文学表达的本位,失去“现场感”,失去与时代生活共鸣的能力,从而落入纯粹形式主义的模仿之中。

这种模仿的立场,让作家普遍处于一种“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原因在于,他们的形式和经验,多半来自于文学作品——雷蒙德·卡佛写失落而冷漠的蓝领阶层或者中产阶层,我便写都市男女的焦虑;博尔赫斯写诡秘而虚幻的拉美故事,我便写虚无缥缈的中国故事;卡夫卡写人变虫的变形异闻,我便写人变鱼的无解小说。这种叙事技巧与叙事风格上的模仿,确实能够帮助作家迅速找准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手段,培养对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洞察力。这一点是现代社会写作者需要的,因为现代的真实经验并不是完整、一眼望得见的,而是分散、隐匿在新鲜的生活细节中。但作家“自动虚构”的写作状态,又会误导自己进入“机械复制”的生产状态。当然,这样的高效率写作能保证作品的量产。但这种没有活性的机械复制品,写出来有谁会关注呢?

形式方面的学习和模仿并非是坏事,相反,这是所有作家成熟之前的必经之路。但形式模仿必须和精神观念的模仿分开。而现在的情况恰恰是没有分开——作家的思想观念,对世事人生的看法,多半是中空的。当某个经典作家的价值观念打动他的时候,他马上将这个观念改名换姓,填充到自己的脑袋里。比如卡佛笔下的美国人患上被日常琐碎细节围困的“精神过敏症”,在一些年轻小说家笔下换汤不换药地再次发作。日常细节的情绪性放大、人与人之间的提防、被规约的工作对人的压迫与磨损……这些主题都被沿用过来。反观西方这些年涌现出来的重要作家,门罗也好,奈保尔也好,石黑一雄也好,他们的观念都根植在自己的异质经验当中,根植在自己对于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当中。在精神观念的层面,他们是具有独创性的。

警惕全球化时代的“观念剽窃”

有必要追索一下现代主义文学形式背后的精神现象。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起点,是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福楼拜的年代。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福楼拜摆脱了现实主义那种盲目的叙事自信,以一种接近零度的不含感情的描写,试图还原疑问重重的生活本身,还原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怀疑的人的真实状态,由此发明了一系列保持客观冷静立场的技巧,将文学引向了工匠式写作的阶段。因此,现代主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叙事技巧与思辨深度的工匠式写作。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福克纳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工匠式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写作。古典现实主义那种主题思想至上的观念性写作,被认为是落后的,不符合现代语境的。也就是说,写作的目的不重要了,形式成为了小说写作的唯一目的。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谜底”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不重要了,而“谜面”精彩不精彩,叙事过程迷人与否,变得重要起来。这样一种文学观念,本身就是“形式在场,价值缺席”的。这里可以借用一个古典的说法,即“小说的灵魂没了”。现代主义文学,成了一种“失魂落魄”的瓷器文学,表面精致,内在虚无。《喧哗与躁动》也好,《城堡》也好,《尤利西斯》也好,传递出来的精神状态,都是冷漠、颓废、奄奄一息、毫无生机的。这的确暗合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精神危机。

现代主义文学致力于发现和表达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价值是深远的。这是这些先驱者的意义所在。但中国作家不能依葫芦画瓢,盲目跟风,直接把那个精英主义姿态的颓废价值观拿过来,也摆出一副“精神渐冻人”的样子。这是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观念剽窃”。中国人真实的精神状态如何?会出现“甲壳虫”和“莫尔索”形象吗?而且,这种源自福楼拜看似高级而冷酷的文学观念,本身没有问题吗?福楼拜同时代的好友乔治桑就曾认为,福楼拜的创作,“缺少一种对于生活的那样一种相当坚定和足够宽阔的眼光”,缺乏“为了生活而生活的天趣”。福楼拜接受了批评,他坦言:“我憎恶生活。……只有从未存在的生活才是可以原谅的。”可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排斥生活的亚健康的文学观。这个文学观,对于文学史革新的意义非同寻常——文学作品仅凭内在结构的完满就可以自足,不需要与破碎的现代经验产生反映论的关系了。托多罗夫的判断也是如此,他说:“美的外在目的性的缺失,经由内在目的性的严密而得到补偿。”但同时,文学对于生活的辐射能力也迅速萎缩了,文学越来越只关乎文学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文学塑造了一种“向内收缩”的文学观。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李芮

(原标题:与生活互动 与现实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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