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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黄仁宇诞辰百年 《万历十五年》畅销36载售300万册

今年6月25日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人们熟悉他是因为一本18万字的《万历十五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他将彻底隐没在学术界,或许永不为世人所知。《万历十五年》中文版至今已畅销36年,并创下了史学读物很难企及的300万册销售纪录。这本书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宣传过,其名声却不胫而走,无论是这一奇特的出版现象,还是对该书的重新认知,都有值得梳理、评判的价值。

出版幕后

当时黄仁宇获得稿费760元

魏连科今年83岁,因早年夫人户口一直没能进京,他退休后回到石家庄颐养天年。多年过去了,谈及《万历十五年》的经久不衰,他依旧连称“没想到”。

傅璇琮和魏连科当年同为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魏连科清楚记得,1979年时,《万历十五年》这部书稿是由黄仁宇托朋友带到国内,他朋友又将书稿转交给黄苗子,而黄苗子与傅璇琮相熟,这部书稿于是来到中华书局。“书稿是黄仁宇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由于他久居国外,中文疙疙瘩瘩,词不达意,就像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一样。”尽管如此,魏连科和同事还是很兴奋,书稿从万历十五年这个小切面写起,讲了几个故事,写到大明帝国如何从鼎盛走向衰落。如此写法新颖、视角独特的历史读物,和国内那些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史学读物大相径庭。傅璇琮和魏连科很快共同签名上报,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需做编辑加工。

但中华书局内部传来不同声音,“有领导认为,中国人写的书还出不过来,出什么外国人的。”魏连科说,当时有出版社领导还担心黄仁宇曾经的“国民党军人”历史身份,但副总编赵守俨拍板决定出版,大家还达成了共识,首先把握“政治上不能出错”。

魏连科说,他们建议作者将涉及中国国内现实、政治的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但黄仁宇做得更干脆,将这些内容一律删掉。而关于“夹生饭”文字问题,傅璇琮请来好友沈玉成进行精心润色。“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才。”傅璇琮曾如此回忆道,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国一章,“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分随函寄上第二章,亦请审正。”经过来回修改、寄递,书稿一直到1981年6月间才大致定稿。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稿费,魏连科回忆,除去给作者的200多本书抵扣稿费外,最后开出的稿费是760元。黄仁宇将稿费留给了他在国内的亲属,仅动用其中一小部分用作请客。当时个体饭馆刚刚露头,在东四的一家西餐馆,黄仁宇委托黄苗子请来傅璇琮、魏连科等七八人聚餐。“那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魏连科说。

1982年5月,《万历十五年》终于上市,首印27500册,很快售罄。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后来的编辑徐卫东感慨说,“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才从‘文革’走出来,还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外籍华人,所以在当时出版这本书真是比较大胆的举动了。”他说,这本18万字的“小书”,经反复审阅打磨,历时两年半才定稿,其时傅璇琮已升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这样的慢工出细活,现在难以想象。

学界影响

像一盏明灯指引年轻学者

更让魏连科没有想到的是,《万历十五年》不仅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影响了一代代学者的学术方向。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1982年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技史学者江晓原清楚记得,当年他读了许多令他昏昏欲睡的论文,甚至充满了沮丧,“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恰在此时,《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像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时至今日,江晓原也认为《万历十五年》给自己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让他关注到了学术成果的文本形式。事实上,几十年来他一直反对学术著作不注重文本、不注重叙述的做法,而他坚持《万历十五年》指明的方向,出版的多部学术著作也赢得了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当年带着工资上大学,一看到喜欢的新书都会收入囊中,这其中就包括《万历十五年》。“我不研究明史,不会抠里面的细节,我所关心的人物是明末清初的异端思想家李贽,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正是因为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对李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长了很多见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更坦言,1987年夏天着手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他有意把从《万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种史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

徐卫东接触到《万历十五年》是上世纪90年代末了,其时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当时的教材,不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明代政治史》,都是一个标准的学术构架,读起来千篇一律,但《万历十五年》完全不一样,开篇就有一个故事化的场景,历史的展开很迷人。”徐卫东与《万历十五年》的缘分在续写,2001年他来到中华书局,2006年精心打磨、接续编辑新版《万历十五年》,实现了从读者到编辑的跨越。

模仿热潮

跟风之作让中国史充满阴冷

徐卫东早已注意到,随着历史写作热潮的到来,模仿、甚至自称超越《万历十五年》的书越来越多,如吴思的《潜规则》、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易中天的《帝国的惆怅》、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都很红。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些作品没有一本能做到“神似”,“大多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重点在于权谋心术之类,有的似乎有生造某种概念、定律之嫌,结果弄得中国史充满了阴冷感。”

在徐卫东看来,黄仁宇的研究从来不看重道德评价,“皇帝荒淫无道,后妃红颜祸水,都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重要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社会制度怎么制约个人与国家的行动;也综合中外古今,观察一个社会如何从技术的层面取得突破,脱胎换骨,从前现代进入现代。”江晓原同样认为,不少跟风之作是延续了传统文化中通俗的讲史传统,而《万历十五年》不同,它带有正宗的西方史学血统。

“早期美国人批评黄仁宇是从专业角度,后来中国学者的批评,其实有酸葡萄心理。”马勇认为,黄仁宇具有研究深度的专题性学术成果确实少之又少,这与他早年当兵打仗,年龄大了再去读书有关,但这些都不妨碍《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价值。在马勇看来,纵览学术史,也会发现许多大众化读物,会超越时代,经历时间淘洗而成为经典。单看民国时期,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皆为大众读物,但到今天变成了经典。“我相信《万历十五年》也会走同样的路径。”

“对非专业的大众读者而言,无法选择阅读,像选择《万历十五年》这种书就是最有把握的,因为它经过了时间考验。”马勇如此说道。记者 路艳霞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姬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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