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

摘要:在中国的商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人才选拔机制,由于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各级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即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缘关系,子孙世代为官,占据统治地位。

科举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

古代的访贤

在中国的商周时代,还没有成熟的人才选拔机制,由于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各级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即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缘关系,子孙世代为官,占据统治地位。统治者要想得到辅佐自己的贤才,比较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实地寻访,因此便有许多明君访贤的故事流传下来,举几个事例:第一国是伊尹,夏朝末年人,相传出生于伊水,以伊为氏,“尹”是官名,即宰相,他原本是夏末有莘国君的一个家奴,充当国君的贴身厨师,他从烹饪技艺中竟然悟出治国之道,而且暗合尧舜圣君之理,他看到夏桀已临末日,早有施展抱负之意。商汤得知伊尹是个人才,便决定娶有莘氏之女为妃,而伊尹也自愿作陪嫁之臣,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以烹调、五味为引子,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得到汤的高度信任,免除他的奴隶身份,任命为“尹”,(即右相),成为商汤身边最有权力的执政大臣,帮助商汤最终灭夏,建立了商朝,成为辅佐商汤夺取天下的开国元勋。第二个是傅说,名叫“说”,因是奴隶,没有姓氏,由于在傅岩这个地方为奴隶主筑路,所以后世称他“傅说”,他在繁重的劳作中,以他的聪明才智减轻了奴隶们的痛苦,提高了劳动效率,被走访民间的商王武丁发现,破除阶级偏见,任用为朝中宰相,为商朝中兴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三个是姜尚,他是辅佐周文王建立周朝的政治家,先祖受封于吕,因此又称吕尚,初时贫困,但有大志,精通治国安邦之道,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离开商朝来到西周领地,隐于磻溪,终日垂钓,可是他的鱼钩既不弯曲,也不放鱼饵,目的不在钓鱼而在等待时机,这种奇特的垂钓方式终于使渴求贤才的周文王亲自来访。姜尚随即向文王献上治国良策,被文王礼载回朝,拜为“太师”,后来辅佐周文王成就大业,建立了长达八百年历史的周朝,歇后语所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指的就是这件事。

选士与养士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原来处于社会下层的“士”(包括军士)逐渐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在各阶级关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周天子中央力量的衰落,各地诸侯国的力量却越来越壮大,各国为了军事和政治上的竞争,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影响,纷纷招纳贤士;某些贵族人士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壮大自己的势力,也竞相开门纳士,而那些怀抱雄才的“士”们,则纷纷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寻觅用武之地。这样的社会变动就使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出现了三种新的选士制度:“军功”、“养士”和“客卿制”。所谓“军功”就是以功得禄,以功授爵,其中秦国的军功制影响最为深远,秦国军功制突出两点:一是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二是宗室贵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从而造成战国时代“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特点。比如秦国大将白起,出身于平民,以军功升为“左庶长”(军功第十级),秦昭王任用为大将,领兵纵横天下,长平一战,坑赵军数十万,以功升任“大良造”(最高军政长官)。所谓“养士”,是高门贵族以其威势蓄养各方来客,以便为其效力,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豢养门客的故事,比如孟尝君,据称他的门客多达三千,有才能的各尽其技,无才能的也有食宿,在关键时刻都助他一臂之力。史载他奉命出使秦国时被秦昭王囚禁,他的一个门客通过盗取藏在秦宫中的“狐白裘”买通秦王最喜欢的妃子,使孟尝君获得释放,当孟尝君一行在回国途中到达函谷关的时候,秦兵已在后边追来,时当夜半,关门紧闭,他的门客竟然学起了鸡叫,引发关内外雄鸡齐鸣,守关士兵以为天亮,只好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关。孟尝君靠着这些养士安全地回到齐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所谓“客卿制”,就是以客为卿,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引进人才”,委以重任。秦国地处边隅,人才稀缺,因此它是战国时代最早实行客卿制的,也是最有成效的,如秦穆公的宰相百里奚,本是虞国人,国亡后,穆公以五张羊皮从楚国人手中买的,委以重任;商鞅,本是卫国人,应秦孝公的求贤令入秦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秦昭王的宰相范雎,本是魏国人,有雄才,但在魏国几乎被折磨而死,暗中随秦国使臣入秦,后来被任用为宰相,协助昭王对内实行“固干削枝”,剥夺亲贵手中的大权,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实施“远交近攻”,逐步扩张实力,为秦始皇消灭六国奠定基础;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本是楚国人,荀子的学生,学成后入秦,最初在吕不韦门下,因建议消灭六国,一统天下,被任为客卿,当秦王因韩国水工郑国充当间谍一事下令驱逐外来客卿时,他上书秦王《谏逐客令》被采纳,为秦国挽留了大批人才,秦国统一天下之后,他又协助秦始皇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成为中国大统一后的第一位宰相。

察举与征辟

由秦及汉,中国进入了封建集权时代,统治者需要大批为它效命的人才,出现了多种人才选拔方式并行的局面,选官办法其实有四种:一是“纳赀”,二是“任子”,三是“察举”,四是“征辟”。所谓“纳赀”,实质上是公开的买官卖官,即交纳一定的钱财就可以取得入选作官的资格;所谓“任子”,应该是“世卿世禄制”的延续,被后世王朝继承下来,形成“门荫制度”。汉代的“任子制”,只适用于高级官吏,即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的年限(通常为三年),就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官,充当皇帝的侍从。比较有意义的是“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就是考察推举,始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孝敬廉洁者)、秀才(才能优秀者)、明经(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等。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比如,幽默滑稽的东方朔本为一介平民,但却在汉武帝征召时通过上书自荐到武帝身边任职,并且运用它的幽默才智劝谏汉武帝的某些决策。汉代文学家和哲学家扬雄则是由于汉成帝赏识他的文才被直接征召到宫里担任给事黄门郎(侍从皇帝,传达命令的官员)。撰写《汉书》的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被征召,有一些曲折的经历,他因为在家中撰写《汉书》,以私作国史罪被告发,遭逮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为其奔走上诉,并把书稿送至京师,汉明帝读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学,特召他入宫任兰台令史(负责管理档案的官员)。科学家张衡也是因为声名远播,被汉安帝征召为郎中,后又升为太史令(负责天文与历史的官员)。单就“察举制”和“征辟制”而言,它确实打破了贵族阶级垄断统治机器的局面,与“世卿世禄制”比起来,无疑是一种进步;与“客卿制”比起来,其选拔的范围更加广泛,从而保证了两汉王朝对统治人才的需求。然而,它的弊病也与生俱来,首先,被察举和征辟的人,要求“才高名重”,为社会舆论所推崇,结果许多士大夫故意修饰自己的品行,借以传播名声,抬高身价,有的甚至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真才实学反而被抛于脑后;其次,随着政治腐败,豪门大族贿赂请托,舞弊盛行,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因此有谚语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九品中正制

是继汉代察举制和征辟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大体上应该是在东汉末年曹操家族掌政的时候萌芽的。曹操在汉末群雄割据、军阀混战之中,企图剪灭群雄,一统天下,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同时,曹操也从汉代的选人制度中发现了察举不实和过分注重品德的弊病,因此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曾数次发布求贤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起用他们来治国安邦。这无疑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有力纠正。这一指导思想的改变,带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人制度创造了条件。曹操死后,曹丕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把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制度化,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从内容上说主要有三条。一、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负责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官员。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朝廷任命。二、中正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品评人物。品评的内容主要有三条:1、被品评人物的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品德评语。3、定品,即确定品级。初期定品,原则上依据行状,家世只作为参考,晋代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三类。九品中正制的初期,确实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但由于中正官大多由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人士担任,于是品评的标准逐步转向由家世(门第高下)来决定,豪门大族把持了人才选拔的大权,渐渐形成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腐败现象。

科举考试科举制概述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通过科目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是中国人才选拔史上的一个创举,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一样,具有世界意义。它从公元7世纪的隋代诞生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废止,中间经过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科举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彻底否定了以门第和出身作为选拔标准的特权制度,为封建国家选官用人搭建了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为社会精英的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使成百上千的中小地主阶级、甚至平民阶层的子弟有机会进入治国行列,这就为国家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与以前的客卿制、察举制等比起来,科举制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在发展中也逐渐产生了某些弊端,比如,以儒家经典为基本科目明显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发展,应举的士子们志为了功名利禄,穷毕生精力读经,研经,而非儒学的自然科学理论、制造技术和工艺,却被视为“旁门左道”和“雕虫小技”,从而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因循守旧、思想停滞不前的局面;同时,落后刻板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模式也束缚了人们的头脑,特别是明清以来以“八股文”取士,使中国的教育陷入了一种病态的畸形发展之中,士子们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状况愈演愈烈。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制终于走进历史,终结了它1300余年的生命。

科举制的历史

科举制始于公元7世纪的隋朝。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扩大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废除九品中正制,下诏令分科取士,最初设有“志行修谨”(有德)和“清平干济”(有才)两科,这种分科取士已经具备了科举制的雏形。到隋炀帝杨广时期,又分“孝悌有闻”和“文才秀美”等十科,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设置“明经”(通晓经义者)和“进士”(可以进受爵位者)两科,并用考试策问的方式取士,这就是科举制的真正开始。唐朝继承和发展了科举制,并使它更加完备,首先是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种模式进行。所谓“常科”是每年分期的考试,而“制科”则是皇帝下令临时举行的考试。考试最初由吏部主持,后来改为礼部,因此通常称为“礼部试”。其次,明经、进士两科最受重视,并将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或“状头”,唐代宰相许多人是进士出身,除此之外,唐代还产生了“武举”科目的考试。宋代科举基本与唐代相同,首先,进士科更为重要,分为三等录取,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录取名额也大大增加;其次,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除地方各州举行的考试和礼部举行的考试外,宋太祖赵匡胤还设立了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策问,然后决定名次。南宋时,规定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以后相沿不变。元代蒙古人统治,不重视科举,曾一度停试,恢复以后与宋代基本一致,只是将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为两榜。明清两代是科举制最为完备的阶段,而科举的流弊也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考试仍分为“乡试”(一省范围内的考试)、“会试”(全国范围内的考试)和“殿试”(最高一级考试)三级,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的这一年就叫“大比之年”。明清两代的不同之处,是清代分为满、汉两榜录取。

科举的流程

以明清两代为例,在正式参加乡试以前,还要先参加“童子试”以便取得应试资格。童子试也分三级:县试、府试和院试。参加考试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县试由知县主持,考期多半在每年的二月,参加考试的童生在报名时必须填写姓名、籍贯和三代履历,由同考的五名童生和一名童子试已经及格的“廪生”(领取政府补贴的考生)共同担保,保证你所填内容真实可靠,并且不是“娼优皂隶”(被歧视的下等人)子孙。府试由知府主持,院试由朝廷派遣的“学政”(负责一省的教育官员)主持。院试及格,就可以参加每三年一度的乡试。乡试一般在省城举行,考试及格,应试者就算正式进入了统治阶级,可以被人称为“老爷”。乡试合格者既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继续参加在第二年举行的会试。会试在京城举行,会试取中后,就要接着参加在皇宫里举行的殿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前十名决定后,皇帝首先接见,叫做“小传胪”,然后再于太和殿接见全体进士,叫做“大传胪”,同时宣布名次,随后,所有进士去出席由礼部举办的“琼林宴”,到孔庙参拜孔子,而后由礼部将进士的名字刻碑立在国子监,称为“进士题名碑”。殿试之后,除状元、榜眼、探花三名可以直接授予官职外,其余进士还要再进行一次朝考,朝廷综合会试、殿试、朝考三项成绩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

科举考试的科目

文举和武举

科举制首先是从文举开始的,选拔的都是经国治世的文才,因此文举是科举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唐代文举的科目是很多的,明经、明法(通晓法令者)、明字(通晓书法者)、明算(通晓术算者)、进士、俊士(才能俊秀者)等五十多种,后来渐渐演变为只重视明经、进士两科。这两科最初只是试策,也就是根据经义和时务写作论文,后来逐渐转变为进士科注重诗赋,明经科注重“帖经”和“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意揭开一页,将左右两边遮住,中间只露出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应试者填充。所谓墨义,则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以考中,而写作诗赋则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所以进士科及第很难,当时流传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武举主要选拔将才,与文举比较,其重要性不及文举,武举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举的进士。历史上的武举开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公元702年,由兵部主持武举考试,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宋代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便不能参加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清代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也没有多少变化,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因此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由武举出身的次之,但武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民间习武之风兴盛一时。

八股取士

八股文又叫“制艺”、“经义”、“制义”,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的文体形式,八股文写得好坏,直接决定应考举子的命运。所谓“八股”,是因为文中有四个段落,两两相对构成排比句,就像人的两股相对一样,四个段落共有八对,所以称为“八股”,这样的文章就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也就是以四书中的某些字句为题。大约十字之内的称“小题”;十字之外的称“大题”。如民间广泛流传的清代官吏查嗣庭在科举时以“维民所止”命题,被理解为将“雍正”二字的头颅割去而最终罹祸,可见题目只有四字。八股文步骤并不怎么复杂:首先是“破题”,其次是“承题”;然后“起讲”;接着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也叫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章的最后是“收合”。破题就是要开篇先把题义点明,而且只能用两句话,如以《子曰》为题,破题的话就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字,后句破“曰”字。承题是对主题作进一步补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三句为标准。起讲是较为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的内容大意,最多不超过十句。四比可以说就是正文,就是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如何,反面如何如何等等。这是文章中最难的部分,既考了分析理解能力,也考词语对仗、音韵转换能力,四比如同四副对联。上下要词性相对,平仄相对。一篇文章中要对出这么多对联的确不是很容易的。最后收合,文章的结束语,一般约在八句之内。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规定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这种八股文形式主义严重,内容脱离现实,毫无用处,而且用孔孟之语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很难发挥应考者的创造力。但是,它也不是一无是处,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它有点类似今天的标准化考试,易于阅卷者掌握标准,有利于避免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其次,它的写作技巧和言简意赅也还值得我们借鉴。

科举考生

科举考试各阶段考生的头衔

如前所说,明清时代的考生在参加正式的三级试以前,需要先参加“童子试”,这些考生统统称为“童生”,及格以后,称为“生员”,“诸生”或“庠生”,俗称“秀才”。获得秀才资格,就可以参加省一级的考生——乡试,乡试及格,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称为“解元”,是解送到朝廷担任官职的意思。获得举人资格,就可以参加全国性的考试——会试,会试及格,称为“贡士”,是贡献举荐给朝廷的意思。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获得贡士资格,就可以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分三甲录取,第一甲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三人由皇帝赐“进士及第”,其余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如果一个人在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都中第一名,叫做“连中三元”。据说,中国历史上只有17个人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

从功名到利禄

俗话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说的就是古代文人通过刻苦读书终于获得功名。这“一举”指的就是科举考试。文人在乡试及格之后就叫“中举”,有了“举人”的头衔,就算取得了“功名”,但还没有“利禄”,即还没有拿到封建国家给予的“俸金”,只有被朝廷授予官职,“俸金”才可以到手。一般来说,考中举人以后,就可以要求去担任教职,去做“学官”,即掌握学校教育的教官,如明清时期的“教授”(府学)、“学正”(州学)、“教谕”(县学)及其副职“训导”,甚至还可以等待机会,通过挑选,候补知县。但是,如果要担任更高的官职或有更多的机会,只有考中进士才有可能。在殿试之后,状元按例授予“翰林院修撰”(执掌文告、史册的官员,清代为从六品),如清代王世琛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获殿试第一名,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由此开始他的官宦生涯;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职位次于修撰,清代为正七品);其余进士则需要经过朝考,按成绩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学习研究性质的官员),各部主事(部司官员中的最低一级,清代为正六品)和知县(清代为正七品)。庶吉士则要经过三年的学习研究,然后才能授予实际职务。翰林院修撰和编修,虽然品级不高,但由于接近内阁和皇帝,很容易得到赏识,因此升迁很快,许多人由此入阁成为宰相。在中国历史上,安徽桐城籍的清代宰相(内阁大学士)张英家族,自康熙年间的张英本人开始,至六世孙张聪贤为止,六代12人入选翰林,而且中间没有间断,时间从张英入选的康熙六年(1667年)至聪贤入选的嘉庆十年(1805年),该家族绵延翰林近140年,真可谓空前绝后,此外,也有四代、三代和两代入选翰林的家族。

(来源:中国网)

来源:china.com.cn  责任编辑:张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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