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落第士子政策镜鉴

摘要:就科举选官而言,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两部分人,少部分人能够金榜题名,步入仕途;一大批人则会成为落第者,或止于举人,或止于生员,或终身为童生。

落第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个人沮丧,家庭痛苦;发泄不满,给政府带来麻烦

就科举选官而言,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两部分人,少部分人能够金榜题名,步入仕途;一大批人则会成为落第者,或止于举人,或止于生员,或终身为童生。

当历经十年寒窗而名落孙山时,落第者心中大都埋藏了一种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的酸楚。他们不仅要承受落第的沉重打击,甚至还要面对周围人的冷嘲热讽、邻里的议论,以至造成一些人“无颜做人”的极端自卑心理。清代的蒲松龄屡试不第,他描绘了落第那一刻的沮丧:“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一个人的落第还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明万历八年(1580年),原礼部尚书董份的儿子和孙子一同参加会试,结果,孙子中进士,儿子落榜。儿媳得讯“大恸”,董份安慰道:“汝子已贵,何哭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说罢,亦“涕泪交下”。董家二人应试,一人及第,一家老小尚且如此痛苦,倘若双双落第,真不知道家里会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些落第者,在他们的内心中既燃烧着炽烈的宦情,又有一种难以抹去的怨天尤人的不平。因此,落第后看到或听到科场的种种不平或舞弊现象的发生,就会以各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甚至以激烈的方式加以抗争。因此,明朝人总结说:“下第举子之口,真可畏哉!”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久困场屋的下第举子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控诉主持考试的官员李昉用情,取舍非当。于是,宋太祖“复试进士于讲武殿,赐宋准及下第徐士廉等诸科百二十七人及第”。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之会试,正副主考官刘三吾、纪善、白信蹈都是南方人,该科录取的52名进士皆南方士子。发榜后,引起众议,下第举子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朱元璋为平息舆论,杀了主考官及此榜状元,后又重新考试,亲自录取了61名进士,都是北方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榜发,扬州盐商子弟多中举,于是士论大哗,下第士子数千人聚集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使人抬五路财神像入府学,锁之于明伦堂,还有人以纸糊贡院之匾,改“贡院”为“卖完”。也有一些落第者,不论取士是否公正,科场是否有舞弊情节,在发榜之后都要发泄一番,有理无理都要闹出点事来。这些行为都会给政府带来很大麻烦。

更有科场失意者走向极端,对抗、反叛朝廷。唐末的黄巢在饱尝科场失意的痛楚后写了《赋菊》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竖起了起义大旗。清朝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早年为广东花县童生,屡试不第,于是气愤不平,高吟反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并喊出:“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在其他的农民起义队伍中,多有落第士子参与其中。

清政府对落第士子的政策

发还落卷,发给回乡路费;尽量提供就业机会;防范落第者闹事;打击无理取闹者

面对落第引发的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不仅注意完善制度,确保公平取士,而且还针对落第者采取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大致包括这样几项内容:安抚措施,旨在平衡落第者的心理;安置措施,尽量给落第者以入仕的机会,进而笼络人心;防范措施,严防落第者闹事,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惩治措施,旨在打击无理取闹者。就落第政策而言,清代无疑是最完备的,下面即以清代为例略作阐述。

面对落第士子的沮丧和怨恨,清政府采取了安抚措施。其中效果最好,最受落第士子欢迎的一项就是发还落卷(落第者的试卷)。康熙时明确规定,在乡、会试榜发后,10日内允许所有未中之考生领取自己的试卷阅看,不许考官“藏匿勒索”;落卷必须由同考官批注不中之缘由,如果考生认为同考官“妄抹佳文”,允许该生赴礼部控告。这项措施一直执行至清末。大部分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而心服口服,一些人也由此发现了一些考官的疏忽或舞弊行为。

恩赐老年落第士子,赏给职衔,是安抚措施的另一重要内容。乾隆元年(1736年),赏给会试落第、年龄在70岁以上者33人助教、知县、中书、学正等职衔,其后又多次恩赐老年落第者各种职衔。这种恩赐形成惯例,一直持续到清末。另外,雍正时,为安抚落第者,每于榜发后发给会试落第举人回乡路费。起初只发给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5个边远省份的落第举子,后又遍及全国各省。所发路费并不多,但毕竟体现了对落第举子的关怀,多少给了落第者一定的心理慰藉。

安置措施是清政府为落第者提供入仕机会的具体体现。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举人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至三十八年成为定制,每6年举行一次,凡三次参加会试未被录取的举人可以参加挑取,各省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名额,边远省份略有照顾。选中者分二等,一等用为知县,可借补府经历、州同、州判、县丞等,二等以州县教职用,可借补训导。此制一直实行至清末。有清一代,举人入仕的比例较高,且有官至部院大臣者。二是“明通榜”,即在会试落卷中挑选一些“文理明通”者,由吏部记名,以本省州县学的学正、教谕等教职补用。三是“中正榜”,于当年会试落第的举人中挑选一些符合要求者,用为内阁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四是考取官学教习及挑誊录。官学教习类似于满人贵族子弟的辅导员。誊录指在玉牒馆、国史馆等修书机构中负责缮写工作的人员。所有这些安置名目都表明,清政府是要给落第士子尽量多的就业机会,“旁搜博采,俾寒畯多获进身之阶也”。

防范及惩治措施是清政府对付落第者的必要手段之一。一方面严厉打击舞弊者,以维护科举制的声誉,缓解落第的矛盾;另一方面,对落第者的不满与发泄则视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落第者口头的发牢骚,骂考官,多采取理解、宽容的态度,如康熙帝曾颁谕旨:“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对于聚众闹事,有破坏行为者,则绝不宽恕,如枷示、革去功名等,以儆效尤。每逢乡试会试时,考场附近都会加大治安巡逻力度,力争把事态平息在萌芽状态。

落第士子的自身选择

一心科举,终老考场;调整心态,转从他业;由失意到愤恨,对抗朝廷

就大的方面而言,落第者的选择无非有三:一是终老考场,二是摆脱科举束缚而转从他业,三是走上与统治者对抗的道路,反叛、起义。

科举取士对读书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唐代初行科举,已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明代以前,世人对久困场屋者多表示同情,且老而不第者亦自感辛酸。至清代,这种现象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不仅世人对坚守科场的老者表示赞赏,而且他们自己也以“奋志科名”而得意。如著名学者王鸣盛的父亲是一位老秀才(生员),屡试不第,当王鸣盛已入仕做高官时,他仍“扶杖应试”。一次,在他参加生员岁科试时,主持考试的学政是王鸣盛的同年,见他入场,便离座揖曰:“老年伯正当婆娑风月,何自苦为?”老人正色道:“君过矣。大丈夫奋志科名,当自得之,若藉儿辈福,遽自暴弃,我甚耻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广东乡试,佛山有一位102岁的老生员黄章应试,入场时,大书“百岁观场”四字于灯上,令其曾孙为之先导,自言:“吾今科且未中,来科百五岁亦未中,至百八岁始当获隽,尚有许多事业,出为国家效力耳。”最终,黄章老人还是未中举。对这位百岁老人的痴心,人们真不知该钦佩还是可怜。像这样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应试者在清代不乏其人。

有一些读书人在屡受挫折后,能够调整心态,果断地从科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途径,或钻研天文算学,或从事医疗实践,或工诗文、书画,或深入社会进行文学创作,从而找到适合个人发展的社会定位,并在许多领域做出了优异成绩,其中很多人还以自己的突出贡献而名垂青史。如宋代的思想家陈抟,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姜夔,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地理学家徐霞客,文学家胡应麟、吴承恩,哲学家陈献章,清代史学家计六奇,文学家蒲松龄、吴敬梓,等等。也有相当一些人在万般无奈中,甚至还带着终生的遗憾而改从他业,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或参与地方编书(各地修方志等,多有生员、举人参与),或作幕僚,或从事私塾教育,或务农、经商,逐渐走出了落第失意的阴影,自食其力,融入了社会。

还有一些科场落第者,由失意到愤恨,最后走上了对抗朝廷的道路,或贩卖私盐,或参加“邪教”,或揭竿而起。在黄巢的起义军中就收容了不少失意的士人,他们曾替起义军起草了一篇檄文,指责朝廷的黑暗,特别是为失意的士人鸣不平,指控科举压抑人才。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以及末期的干王洪仁玕,均为科场失意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立即大开文武科取士。他们的心中有永远抹不掉的科场之痛,更有一种难以道出的科举情结。

就落第者总体考察,终老考场及走上反抗道路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落第者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定位。科举制度的推行对于落第者而言,并非仅仅是“摧残”这样的作用。从落第者的总体就业状况看,他们的职业及社会地位要远远优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况且举人也有旗匾银之赏,可以在家乡树旗挂匾;生员也有一定的特权,可以优免丁粮。尽管最终没能登进士第,但举人、生员还是因为读书而受益。

来源:综合  责任编辑:张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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